彰化縣永靖鄉在5月8日傳出一件讓咱難以理解的家庭悲劇。45歲的陳姓婦人因為無法承受債務困擾，在租住的2樓後方雜物間上吊自殺。陳婦「失蹤」了4個月，屍體腐爛至頭顱與身體都扯落分開，同住的丈夫與4個孩子竟然渾然不知。直到2樓後方的封閉式陽台不斷發出惡臭，甚至屍水經由水管流到住宅後方地面，住在後方的房東兒子察覺有異，才偕同陳婦已經就讀國中的兒子前往雜物間查看。更難理解的是，陳婦的兒子竟誤將母親的頭顱當成貓屍，用棍子撥進塑膠袋，丟進排水溝。

這起令人覺得心痛的悲劇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目前在台灣社會，有許多家庭因為生活壓力或受到不公不義的待遇，而發生各種不幸與焦慮。陳姓婦人家庭的慘象，揭露生活壓力把人糟蹋到變得冷漠、退卻。屍體的惡臭竟被家人認為是居住環境的污濁而不聞不問。孩子面對母親腐爛斷裂的遺體竟毫無感覺，竟然還將母親的頭顱當成貓屍丟棄。台灣社會的錯亂狀態再次強烈地搖撼咱台灣人的社會良知。

台灣社會的錯亂種因於執政集團的錯亂。赤藍集團2008年復辟之後，整個施政措施都聚焦在如何阻止台灣人重新取得執政權，以保障赤藍權貴過去在台灣非法取得的特權與利益。20年台灣人「總統」主政期間，讓貪瀆濫權成性的赤藍權貴礙手礙腳，是他們最難忍受的痛。在台灣主體意識不斷高漲的環境下，赤藍權貴根本不是台灣人的真相是紙包不住火。因此，他們必須討好中共貴族來獲得外力支援，共同打壓台灣人當家作主的覺醒。

赤藍集團讓台灣的資金和工作機會不斷大量流向中國，為中共貴族創造更大的經濟與貪污機會。為了抵制台灣人的人口優勢，赤藍權貴大力開放中國人來台灣蠶食在地的工作機會。台灣人因此被逼得更窮、更痛苦。「聯共制台」雖然讓赤藍權貴獲得中共貴族撐腰，暫時得以繼續在台灣貪瀆搜括，但投機的赤藍權貴也爭先恐後到北京交心。大形勢已經很清楚，赤藍權貴繼續執政必然導致「中華民國」投降中華人民共和國。屆時，赤藍權貴在台灣的特權與利益也不得不終結。赤藍權貴因為拒絕成為獨立國家的台灣人，因此，他們自己也陷入「快死」和「慢死」的錯亂。

台灣人很不幸地被捲入赤藍權貴集團所攪動的錯亂漩渦，帶給台灣社會諸多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的悲慘哀痛。要使台灣正常化，台灣人必須毫不鄉愿地堅持赤藍人不是台灣人，剝奪赤藍權貴的公權力，進而剷除「中華民國」體制。這是台灣人要守護台灣的唯一選擇。

(本文發表於《台灣守護聯盟周刊》第19期2012/05/17)

赤藍人馬英九執政後，台灣社會的自由民主退步、司法迫害復甦、民生經濟凋敝、貪污氾濫成災，這是典型的貪婪腐敗外來統治集團所造成的人禍。馬英九等人為了延長赤藍集團壓榨剝削台灣人的時間，不惜公然勾結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在台灣佈下「兩個中國」維持現狀的騙局，實質上卻政策性地誤導國際社會，製造了「台灣願意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錯誤訊息，藉此換取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對他們的支持。台灣民族黨及其他本土社團將於5月9日，分別在台北和台中控告馬英九和吳伯雄共同涉犯刑法第104條「通謀喪失領域罪」，就是通謀將台灣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罪嫌。

二次大戰後，中國的蔣介石政權奉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之命，代表同盟國接受駐台日軍的投降，蔣介石及其黨羽受降後，進而竊據台灣。在尚未簽訂國際條約的情況下，非法宣稱台灣是歸還中國的領土。1946年1月12日蔣介石集團更以中華民國行政院的命令非法將台灣人的國籍改為中國國籍。英國與美國在同年3月與8月相繼對蔣介石發表不同程度之外交抗議書。

台灣人在經歷了蔣介石集團殘酷的二二八民族屠殺之後，毅然展開了切割中國思維的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依據國際法「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沒有統治的合法性，因此，台灣人有權利採取一切合乎台灣民族倫理與現代社會認可的手段，剷除「中華民國」體制，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獨立國家。基於這個理念，台灣民族黨認為採取體制內的司法程序，控告馬英九、蘇起和吳伯雄共同通謀將台灣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喚起民眾的有效策略。

在2000年4月28日政黨輪替之際，「中華民國陸委會」主委蘇起明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也明知國際社會認定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公開捏造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內涵之「九二共識」，而強以「一個中國指中華民國」做為辯護主張。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顯然對台灣本土民進黨的執政深懷戒心與不安，於是也隔海呼應在台赤藍集團「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欲誘使台灣陷入「一個中國」的泥淖。

2008年赤藍人馬英九復辟後，為了進一步獲得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的支持，共同打壓台灣主體意識的社會發展潮流，馬英九不斷宣示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雖然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總是強調「九二共識」是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但未曾公開駁斥或糾正馬英九等人「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主張。

2012年3月22日，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談時，除了提出「一國兩區」的概念來解釋「中華民國」現在推動兩岸關係的依據，也明確表達：堅持「一個中國」，但對「一中」內容各自表述有別。換句話說，吳伯雄已經婉轉說出「一中就是中華民國中國」。而正對面的胡錦濤則重申「反對台獨、認同九二共識」符合中華民族利益，但並沒有否定或駁斥「一中各表」概念下的「中華民國中國」主張。

前述的資訊足以推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事實上默認「一中各表」，所以，雙方實質上不否認有政治體制截然不同的「兩個中國」，但是同意口徑一致地硬抝「兩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馬英九等繼續公開強調：「一國兩區」的一國就是指「中華民國中國」。

然而，除非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向國際社會明確宣示承認「中華民國中國」，確立「兩個中國」模式，否則國共雙方那種荒謬的「1+1=1」算術是不可能被認真看待的。因此，國際主流社會仍然會繼續依循一般認知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馬英九等把台灣納入「一中」的宣示反而會被認為台灣正準備過渡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這正是台灣社會普遍彌漫的焦慮。

台灣人合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權宜性地默認「中華民國中國」是有條件的，是為了幫助穩定馬英九等赤藍集團在台灣的外來統治族群地位，以防止台灣人重新執政，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未來併吞台灣的機會。而馬英九等人則和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達成默契，不讓國際社會把雙方默認的「兩個中國」現況當真。

最突出的例子是：2008年陳雲林來訪時，警察不准民眾持「中華民國中國國旗」接近警戒區，只准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五星旗的民眾接近。且陳雲林和馬英九見面時，只稱他為「馬先生」，而不依禮稱其「中華民國總統」頭銜。

若進一步檢驗馬英九執政後到目前為止對台灣主權的危害，馬英九已經實質上在這個「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簽署多項危害台灣主權的協議，其中《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已使雙方往來的船舶、航空航線變為國內線、禁止懸掛國旗、排除WTO適用及外商經營等，顯然已著手實施使「中華民國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間的事務轉為國內事務，模糊「兩個中國」現況，突出「一個中國」印象。

更嚴重的是，為了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馬英九竟任由WHO認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一部分。

赤藍集團已經紛紛到北京交心。如果讓他們繼續掌權，「中華民國」正式投降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只是時間問題。台灣民族黨呼籲台灣人正視當前的危機，勇敢地承擔歷史的責任，採取行動使台灣掙脫外來統治的惡性循環，以守護咱台灣民族賴以生存繁榮的這片土地。

(本文刊載於《台灣守護周刊》第18期05/11/2012)

電子郵件傳來吳澧培先生「廣邀志士繫念蒼生，領導人民奮起強力抗爭」的文章，吳老先生開宗明義說出：「台灣，根本不是民主、法治的國家！一個選舉不公、司法不義的社會，絕非民主法治的社會！」

過去幾年，和吳先生開過三次「台灣前途論壇」。蔡丁貴、王獻極和我的立場：「中華民國不是台灣人的國家，台灣更不是民主、法治的國家，」似乎總是讓主持會議的大老們包括吳澧培先生感到頭痛。現在，看到吳先生大澈大悟的感慨之言，突然覺得台灣人在經歷了赤藍人馬英九倒行逆施的痛苦掙扎，似乎終於開始醒悟台灣民族解放鬥爭應該堅持的基本立場。

台灣民族運動1.0所以淪落衰退，並且陷台灣於被中國併吞的險境，主要原因是台灣人的領導者不但沒有善用兩位台灣人「總統」的自由、開放時機，反而犯了三個嚴重的錯誤：

一、       在赤藍集團「撕裂族群」的指控下，台灣人領導者缺乏民族鬥爭常識，鄉愿地將台灣民族主義束之高閣，不斷無意義地質疑民族主義是否已經落伍或爭論如何翻譯nationalism這個名詞，逃避對倡議台灣民族主義內涵的猶豫，放任「中華民族」意識繼續侵蝕台灣人；

二、       台灣人領導者為了迴避尖銳的民族鬥爭，鄉愿地把自認為中國人的赤藍人當做台灣人，結果把屬於民族問題的「國家認同」衝突，混淆、降溫成為台灣人內部的認同錯亂問題，在「民主」的遮掩下，赤藍權貴推波助瀾，助長台灣人投機份子肆無忌憚地傾中；以及，

三、       台灣人領導者懾於中共武力恫嚇的淫威，於是編造「1996年總統直選之後，台灣已經獨立」的論述，自淫自慰：台灣已經獨立，所以不必宣佈獨立。這種論述誤導台灣人「認賊做爸」，承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具有統治的合法性，等於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嚴重背離台灣民族立場。

不少台灣人質問：如果不承認「中華民國」統治的合法性，是不是就不能參與「中華民國」的選舉或任其「公職」呢？答案是：所有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的擁護者幾乎都可以繼續他們現在的生存方式，最主要改變的是，每個人的內心都堅持台灣民族主義，每個人在沒有實質顧慮的情況下，就適時以行動表達「中華民國是非法的。」

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依據國際法「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根本沒有統治的合法性，有選舉不表示這個「統治體制」是民主的，有台灣人參與其運作更不表示它是合法的。台灣人是台灣的主人，有權利採取一切合乎台灣民族倫理與現代社會認可的手段，剷除非法的「中華民國」體制，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獨立國家。

基於這個民族鬥爭理念，就無所謂體制內外的僵硬分隔，做為不幸的被壓迫者，生活在被「中華民國」體制綁架的社會，所有台灣民族運動者都是體制外的，理智上都是否定「中華民國」的，當咱參與或採取「中華民國」體制內的行事規範，就是為了推動「剷除中華民國體制」的這個民族鬥爭目標。

在此誠懇呼籲那些仍然承認「中華民國」合法性的台灣大老，善用咱今天可以自由表達的機會，勇敢站穩台灣民族的立場，公開聲明「中華民國不是國家，更不是台灣人的國家。」和台灣人共同奮起抗爭，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獨立國家。

駭客是指具有如下能力特質的個人：喜歡以實作(hands-on)方式探究軟體程式控制的系統或儀器並擴張其功能，能夠尋求非刻板式的方法解決此類系統或儀器的問題，並跨越既有的限制。例如，某公司一位被辭退的員工，沒有移交他所管理的檔案的密碼就憤怒地不告而別，一般的工程師除了急著找那位離職員工，希望他沒有「忘記」密碼之外，大概是束手無策，駭客則會從多方面去推敲那位員工可能使用的密碼，並實際輸入測試尋找答案，工程師會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也就不願意去「黑白試」，結果，如果問題最終有被解決，解決問題的人大概就是那個駭客，而不會是那個刻板的工程師。

駭客這個稱呼早在1950和1960年代MIT那群聰明認真的學生之間流行，特別指社團裡具有高度的創意、格調和技術的同學，能夠獲得這樣的頭銜是年輕人的驕傲。1959年，MIT的數學教授麥加錫(John McCarthy)開了一門嶄新的課程叫著「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跳脫當時大家把電腦只當做計算工具的刻板印象，麥加錫認為這個計算工具是可以「有頭腦」的。這門課讓學生們得以實際應用並研究軟體程式的控制功能，幾位駭客級的研究生竟然能夠用一台早期龐大笨拙的IBM 704型電腦，控制一排燈泡的閃爍玩起乒乓球。

1960和1970年代是美國學生運動興盛的時期，年輕人深受反越戰運動、非裔民權運動和嘻皮主義(hippyism)的影響，這些聰明絕頂的駭客把他們對電腦的熱愛和憧憬、反對政府控制資訊、反對政客與官僚體系、鼓吹種族平等、以及不盲從傳統社會的價值與生活模式等，融入其實作體驗而形成了駭客之間的倫理信條，其中最重要的是：堅信資訊必須容許自由擷取；以及，不信任政客與官僚體系，鼓吹分權。

然而，隨著電腦的迷你化和普遍化，社會環境的發展為熟悉電腦應用的人帶來吸引人的利益與機會。有些駭客也就無法抵擋這種誘惑而背離了駭客信條，把他們所寫的軟體程式以智財權加以保護，防止競爭者使用，破壞了資訊自由。更糟的駭客則淪落到竊取他人的資料謀求金錢的利益。

駭客大概是網際空間最早結合成許多網路社群的網民，他們透過聊天室(Internet Relay Chat, IRC)互通聲氣，雖然許多人素未謀面，頻繁的聊天溝通卻使他們凝聚堅強的感情，IRC被暱稱為街頭的小酒吧(pub)。有些駭客也善用他們的電腦和網路技術，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駭客主義者(hacktivist)這個名詞，在1996年出現在一位虛擬名號叫做黑麥加(Omega)的駭客所發出的電子郵件。駭客主義(hacktivism)簡單地說，就是：使用電腦和網路工具於政治或社會運動的推動與抗爭。他們發展各種技巧和軟體來支援抗爭行動，也發展加密、翻牆等工具幫助專制國家的人民，逃避資訊檢查以及防火牆的阻撓。

駭客主義者也實際投入支援抗爭。從197 6到1999年，印尼在原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的統治遭遇激烈的反抗，東帝汶人民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下，以血淚和決心喚起國際社會正視東帝汶問題。1997年6月，一群葡萄牙的駭客駭入印尼政府以及其他25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網站，抗議印尼政府對東帝汶獨立運動的殘酷鎮壓措施。另一個叫著「高地客」(Kaotik Team)的葡萄牙駭客團體也於1998年8月置換了45個印尼政府與企業的網站，貼上支持東帝汶獨立的文字。這種來自國內外的努力與支援，終於讓東帝汶人民在1999年8月，得以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其前途。果然，東帝汶人民明確地選擇獨立建國。

維基解密(WikiLeaks)在2006年上線，它是駭客主義發展下的產品，澳洲人亞桑吉(Julian Assange)是主要的發言人。創辦後，維基解密公佈了相當數量的機密文件，這之中包括關於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不人道行徑、發生在肯亞的法外處決、在象牙海岸的有毒廢物傾倒事件等成為媒體首頁新聞的文件。維基解密與其他媒體夥伴從2010年11月開始發佈秘密的美國外交電報，觸怒了美國政府及其他被捲入的國家。亞桑吉開始受到迫害、被捕，甚至受到生命威脅，阿嬤爽(Amazon)顯然也備受壓力，而不願讓維基解密的網站繼續寄存運作，處理網路付款及金融服務的PayPal、MasterCard、Visa和一家瑞士銀行PostFinance也都拒絕和維基解密往來，企圖斷絕靠捐款維生的維基解密。

同樣在2006年浮現的駭客組織「匿名者」(Anonymous)，標榜代天行道反腐敗，眼見亞桑吉和維基解密落難，於是，在2010年12月對阿嬤爽、PayPal、MasterCard、Visa和PostFinance的網站發動攻擊，稱為「為亞桑吉復仇行動」，結果MasterCard和Visa的網路服務在12月8日中斷了一天。

匿名者接著在2011年初，又攻擊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獨裁國家的政府網站，為勇敢起來抗爭的北非人民吶喊助陣，激勵阿拉伯之春開花結果。但是，匿名者許多挑戰資訊控制的行動，使他們被許多國家的執法單位列為網際空間的恐怖份子，並加以逮捕。

美國波內容(Verizon)通訊公司於2012年3月發布的《2012資料洩漏調查報告》(2012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顯示，2011年被列入調查的資料外洩攻擊事件中，只有3%是駭客主義者所為，因此，並不認為駭客主義在網際空間是一個主要的威脅，但是，調查報告也指出，其中將近60%的資料是被駭客主義者所竊取，顯示他們技術的優異，總是造成被入侵對象相當的麻煩。而駭客主義者正是要利用這種優勢，來突顯他們所追求的政治或社會運動目標。

(本文發表於台灣教授協會《極光電子報》第299期2012/05/01)

義大利經濟學者朴列托(Vilfredo Pareto)在1906年，從觀察自家庭園80%收成的青荳產自20%的青荳株，進一步發現，80%的義大利土地掌握在20%的人手裡。

精通商務質量管理的朱蘭(Joseph Juran)於1941年應用朴列托的概念，發展了80-20法則(80-20 Rule)，指出許多現象依循：80%的結果來自20%的原因。例如：大部份公司80%的生意來自20%的客戶，或80%的利潤來自20%的產品；《1992年聯合國發展計畫報告》指出，全世界80%的財富集中在20%的人口手裡；職場上80%的災害是由20%的危險所造成；對一個資訊應用軟體，80%的使用者只會用到20%的功能，微軟發現矯正前20%最常出現的視窗(Windows)錯誤，就能消除80%的系統運作缺失。朱蘭把這個歸納出來的原理歸功於朴列托的先見，而稱它為朴列托原理(Pareto Principle)。

朴列托原理解釋了許多傳統社會裡被觀察到的效率狀況。從經營管理面來看，似乎如果能找到關鍵的20%，給予充分的資源去發揮，那麼就可以賺取絕大部份的成果。傳統社會的政治或社會運動也沒有跳脫這個原理，在每個組織裡，20%的活躍份子推動了80%的運動效果，因此，大部份的擁護群眾，似乎除了搖旗吶喊助聲勢，認養小豬湊經費，其他，大概幫不上大忙。所以，傳統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必須依賴傑出的領導者或領導團隊，才能鼓動風潮。直到網際空間形成，群眾的直接參與實質上比起在傳統社會環境裡更有效，原來那種不平衡的效率貢獻模式終於發生變化。

2004年10月，《連線雜誌》(Wired Magazine)的主編安德生(Chris Anderson)提出了「網的長尾」（Web’s Long Tail），「長尾」指的就是朴列托原理中的那「不值得」的80%。安德生宣稱在網際空間，搜尋引擎使市場面極大化，其實98%的線上商品都會有買主，所以，他認為非主流、需求量小的長尾區商品，其總銷售量所創造的利潤，也能夠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抗衡。

一般的實體書店大慨陳列4萬到10萬本書，若沒有把書目放到網際空間供網民搜尋，那80%的長尾區著作，將很難被它們人數非常少的獨特讀者發現。在網際空間則不一樣，商品資訊的儲存與陳列幾近零成本，阿嬤爽(Amazon)提供約300萬書目在線上販售，有超過10億人在網際空間尋找他們想要買的物品，因此，長尾區的著作被它的喜好者發現的機會，相對地大幅提高。網際空間的資訊科技環境，打造了「長尾現象」的基礎。

「長尾現象」其實就是一種民主化的發展，比較鮮為人知的電影、歌曲和書本等，都能在網際空間找到曝光的機會。若就政治和社會運動而言，「長尾現象」其實就是一種實質人民作主的發展。在革命2.0的環境下，咱看見默默無聞的平民百姓也能鼓動一小股的支持者或同情者，激起迴應的浪花，而這些四處湧現的小波浪卻可以合成大海嘯，強有力地沖垮獨裁政權。原來弱勢的跟隨群眾，現在真正變成領導創造歷史的英雄。

(本文發表於台灣教授協會《極光電子報》第298期2012/04/24)

1970年4月2 4日中午，台灣青年好漢黃文雄在紐約布拉薩飯店(Plaza Hotel)前，突然從一群台灣留學生的示威隊伍趨身而出，對準正要步入飯店的蔣家暴力政權特務頭子蔣經國開槍，由於受到美國警察的軀體干擾，子彈沒有擊中蔣經國頭部，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政治刺殺行動功敗垂成。另一位同謀的壯士鄭自才也在與警方的衝突中當場被捕。這一聲槍響簡潔有力地告知美國和全世界：「台灣人既不接受蔣政權的少數統治，更不接受蔣家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設計。」

黃文雄和鄭自才都是台灣留美學生的背景，他們為了實踐台灣獨立建國的理想，毅然將個人安危與前途置之度外，採取直接打擊外來政權統治核心的行動，其浩然勇氣可比古代刺殺秦王的荊軻，其革命抱負可比謀刺俄國沙皇的列寧的大哥亞歷山大(Alexander Ulyanov)，其守護人權可比襲擊南非執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白人官員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亞歷山大被捕時是彼得堡大學非常優秀的學生，他的犧牲激發了少年列寧的革命火種。黃文雄被捕時是康乃爾大學的研究生，而鄭自才是已從匹茲堡大學畢業的建築師，他們的壯舉使中國黨無法再阻止「台獨」議題浮上檯面，台灣同鄉會或同學會在美國各大學校區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為七十年代的台灣獨立運動注入旺盛的活力。

網際網路的前身ARPANET當初發展時，基本上是給研究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使用，這些人技術程度較高，可信任度也高，因此，網路的設計沒有考慮嚴密的安全防衛，導致網際網路目前問題叢生。駭客在1960年代就開始活動，喜歡探究軟體程式控制的系統並擴張其功能，具有維護資訊自由的理想和使命感，後來才滲入一些喜歡搞怪的搗蛋鬼，網際網路商業化後，讓他們有更多伸腳出手的機會。

早期都是一些聰明的年輕小伙子，不眠不休在網路上到處找漏洞，駭進別人的電腦，尤其是知名人物和重要機構的電腦，好在朋友間炫耀「戰果」，獲得同伴給予「技術高超」的肯定。然而，過了2000年，駭客的特徵已經變成深沉穩重的青年或中年職業工作者，專門竊取身份、信用卡資料、銀行帳戶密碼等。網路犯罪已經形成一個地下產業，具有完整、有效率的產業鏈，全球年產值在2010年估計已經超過3,880億美元，比毒品市場還大。

使用個人電腦或手機的網民，在網際空間這個新環境裡可能遭遇如下的安全威脅：電腦、手機或在網際空間伺服器內的個人帳戶被不法之徒入侵，裡面的資料被複製竊取或更動破壞，或被用做犯罪工具或跳板；電腦或手機瀏覽到有陷阱的網頁連接，而被誘導下載惡意軟體或釋出個人資訊；受到網路霸凌或謠言毀謗，對個人精神或名譽造成傷害；碰到網路詐騙造成財物損失或資料外洩；收到大量垃圾郵件(spam mail)，不堪其擾；他人的電腦或手機被入侵，導致儲存其中的個人資料遭到連累而外洩。

連線在網際網路的電腦、手機或伺服器，系統本身或安裝的應用軟體可能會有漏洞或弱點，也可能是使用者或管理者的帳號、密碼被破解，導致駭客有機可乘入侵得逞。和傳統環境裡的入侵狀況非常不同的是：網際空間的入侵者可以安坐在任何連上網際網路的地方，不必冒險身臨其境鑿洞破牆，而且入侵者在做案過程中，甚至做案後，正坐在電腦前面的受害者大概都渾然不知。

除非是具有特定目的針對特定對象，否則，直接鑽研弱點侵入他人電腦，耗時而且效率低。最通用的方法是發送大量的垃圾郵件來讓無辜受害者代勞，郵件可以夾帶惡意軟體的附件、釣魚(phishing)的惡意連接、詐騙信函或一般廣告。網際空間的人口眾多，許多網民不熟悉這個新環境裡的安全威脅，因此，上當的人不會少。尤其，若附帶的惡意軟體能夠自動輾轉發送，則效果更為驚人。2004年1月，「末日」(MyDoom)蠕蟲一天之內就感染了25萬台電腦，這和傳統環境裡瘟疫的散播速度是完全無法相提並論的。所以，垃圾郵件大都是用來運送導引入侵的載體，許多國家都以法律加以禁止。但是，網路安全公司賽門鐵克(Symantec)多年來的報告指出，在網際網路上的電子郵件流量，80到90%仍是垃圾郵件。

由於電腦有快速處理、比對大量資訊的能力，網際網路自然成為人類社會資訊整合掌握全貌的平台。不過，個人隱私的保護也因此在資訊化社會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傳統社會裡，個人一樣可能在不同地點留下的不同資訊，不過，這些分散的資訊一般並沒有連接在一起的機制，所以不是那麼容易被拼湊成更完整有用的情報。然而，個人在網際空間各處所遺留的片斷資訊，包括儲存在私人電腦、手機、社群網站或線上電子商家的零星資料、影像、語音等，很可能被有心人透過網際網路蒐尋、儲存，經過電腦處理而成為有高度利用價值的「商品」。台灣的偵查單位曾「駭」入某些中國駭客的電腦，從「偷」回來的檔案中，偵查人員發現駭客透過到處竊取資料，經由電腦整理、比對加以指認，已經建立相當數量的台灣民眾資料庫，即使對同名同姓的人也區分得很正確。這些資料顯然可以賣給電話詐騙集團使用，結果就會導致更多人受騙。

網路犯罪未來勢必更猖獗，個人必須注意不隨便在網際空間釋出隱私資訊。20世紀美國惡名昭彰的銀行搶匪蘇同(Willie Sutton)被問及為何要搶銀行時，回答說：「因為錢在那裡啊！」看來，如果21世紀的蘇同2.0被問到：「為何要入侵資料庫？」他的回答一定是：「因為資訊就是錢啊！」

(本文發表於台灣教授協會《極光電子報》第297期2012/04/17)

蔣介石集團移植「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到台灣，就像過去中國的土軍閥據地為王一樣。為了壟斷統治權力，他們堅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中國的正統政府，藉口維護法統而將逃出中國的部份國會代表，荒謬地遞補湊人數並賜予終身職加以籠絡，公然施行民族壓迫政策剝奪台灣人的政治權利，防止台灣人在「國會」出現太多代表，而發展實質影響力。蔣介石父子更以「反攻大陸」為藉口，實施戒嚴令和「動員戡亂時期條例」，方便其剷除異己，好鞏固其忠誠黨羽在台灣社會佔有的政經、社會及媒體優勢地位。台灣人被當做奴隸，勤奮生產供養這些外來的統治族群，社會被推回到19世紀馬偕博士所描述的：「滿大人」橫行，貪官污吏、苛捐雜稅的落伍時代。

台灣全境實施戒嚴是自1949年5月19日，由「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戒嚴令開始，在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衝擊下，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不得已宣佈解嚴為止，共持續38年又56天，是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在這段「白色恐怖」肆虐期間，台灣人沒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及結社的自由，很多人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及不正當的審判而失蹤、入監甚至死亡，未成年青少年學生也難以倖免，造成無數家庭的人倫悲劇。

「中華民國」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是分別在1947年11月底和1948年1月底，在國共內戰如火如荼進行中亂七八糟產生的，「選」出2,961個國大代表和759位立委。第一屆國大代表第一次會議於1948年3月5日舉行，報到人數為2,841人，蔣介石和李宗仁分別當選總統和副總統。蔣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被迫宣佈下野，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卻於法無據地宣佈「復行視事」，成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總統」。

1953年10月，「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依其憲法，要在台灣選舉第二任「總統」。逃離中國來投靠的國大代表只有1041人，蔣介石集團絞盡腦汁胡亂遞補人數後，仍然不足憲法上所需的「三分之二出席」，根本無法召開第二屆國大會議。於是，御用「大法官會議」做了荒謬的解釋：第一屆國大代表之任期可以繼續到第二屆國大代表產生。因此，第一屆「國大代表」實質上成為終身職的「老賊」。而跟著逃到台灣的380餘位立委也同享終身職。它是剝奪台灣人的政治權利，確定赤藍人牢牢掌握「中華民國」統治機器的「奧步」。

台北的建國中學曾經有一位勤快的「外省籍」老工友，他是在1949年隨著中國黨逃到台灣，負責打掃辦公室、燒開水、倒垃圾，每天兢兢業業地工作。到了1970年代，有一天老工友接到「內政部」發給他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遞補通知書」，通知他排在他前面的老國代已經死了，由他遞補成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當天，校長立刻端茶給他喝，並馬上派車送他回家。

赤藍權貴到今天在台灣社會佔有的優勢地位，就像這位老工友，是繼承「中華民國」民族壓迫體制得來的。台灣人必須堅定地否定他們所擁有的權力和地位的合法性。

台灣民族運動1.0是指從戰後1945年到2012年初，民進黨企圖藉由「總統」選舉取回執政權的努力失敗，在此期間台灣人對追求建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國家所做的努力與成果，以及它的思想和行動繼續衍生的後果。

此階段的民族運動，台灣社會菁英以對回歸「祖國」充滿期待開場，卻很快地警覺到「祖國」和台灣之間存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中國來的士兵不守秩序，缺乏現代社會知識，以為把牆壁挖個洞插進水龍頭就會有自來水可用，中國黨「接收」官員無法無天的貪污腐敗，讓台灣人陷入難以置信的矛盾、失望與悲痛，經歷了1947年中國黨軍隊殘暴的二二八屠殺之後，台灣先賢所拋灑的鮮血，凝結了咱家園的泥沙，塑造出追求獨立建國的民族覺醒。台灣人終於醒悟自己不是中國人，而且，堅持要建立屬於自己台灣人的國家。

顯然，經過了60多年的奮鬥，咱並沒有達到建國的目標，因為，新一代的台灣社會菁英，在赤藍殖民統治體制內，基本上是屬於中間的「既得利益」階層，雖然比踏在頭上的赤藍權貴不足，比絕大部份被壓迫剝削的中下階層則綽綽有餘。這樣的社會菁英很容易落入機會主義的陷阱。結果，很不幸，台灣人的領導者犯了三個嚴重的錯誤：

一、                在赤藍壓迫集團「撕裂族群」的指控下，台灣人領導者缺乏民族鬥爭常識，鄉愿地將台灣民族主義束之高閣，不斷無意義地質疑民族主義是否已經落伍或爭論如何翻譯nationalism這個名詞，逃避對倡議台灣民族主義內涵的猶豫，任由「中華民族」意識侵蝕台灣人；

二、                台灣人領導者為了迴避尖銳的民族鬥爭，鄉愿地把自認為中國人的赤藍人當做台灣人，結果把屬於民族問題的「國家認同」衝突，混淆、降溫成為台灣人內部的認同錯亂問題，在「民主」的遮掩下，赤藍權貴推波助瀾，助長台灣人投機份子肆無忌憚地傾中；以及，

三、                台灣人領導者懾於中共武力恫嚇的淫威，於是編造「1996年總統直選之後，台灣已經獨立」的論述，自我安慰：台灣已經獨立，所以不必宣佈獨立。這種論述誤導台灣人「認賊做爸」，承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就具有統治的合法性，等於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嚴重背離台灣民族立場。

波羅的海三國人民成功的掙得獨立是咱很好的教材：他們堅持民族主義；他們沒有愚蠢地把俄裔「統派」當做自己人；他們堅不承認蘇聯統治的合法性，即使「併入」蘇聯是當年國會的「正式」決議。他們的堅持是站在國家主人的立場，咱台灣人領導者卻站在奴才的立場，向外來的赤藍權貴乞求施捨咱一個「國家」。為什麼經過20年台灣人「總統」的主政，咱到今天還是赤藍權貴的奴才，道理非常清楚。

台南是個歷史古老的府城，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居民流動性很低的城市。台南人很早就發現一個現象：當兩個互相不認識的台南人相遇，他們最多提到第三個人名，就能找到共同認識的親戚或朋友。因此，台南社會像「菜瓜鬚肉豆藤」，很容易拉上關係，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數學家和社會學家把類似這樣的現象整理出「小世界理論」(small world theory)。社群媒體在網際空間蔓延之後，研究學者更努力深入探討「小世界網絡理論」(small world network theory)。

匈牙利作家卡林希 (Frigyes Karinthy)在1929年

6段人際間隔的人際網絡

發表的《鏈》(Chains) 這篇短文裡，他啟發了「小世界」的觀念：任何人最多經由5個人輾轉介紹就能接觸到地球上任何其他一個人。換句話說，任何人可以經過熟人和熟人的熟人如此輾轉最多6次就能接觸到任何被指定的人。用數學語言來說，人類社會在人際網絡的人際間隔最多是6段。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數學教授波爾 (Ithiel de Sola Pool)和IBM的數學家柯欽(Manfred Kochen)，從1950年代初就開始嘗試用數學方法解決這個問題，經過20年還是沒有得到他們自己滿意的結論。

社會心理學家米勒葛蘭(Stanley Milgram)於1967年5月在《現代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期刊發表描述《小世界問題》的論文，他稱自己的方法是一種哈佛的解決方式(A Harvad Approach)，有別於MIT和IBM的嚴密數學建構與論證。他獲得美金$680元的補助，以美國社會進行「小世界理論」實驗。米勒葛蘭分批做兩次實驗，每次任意挑選一些住在中西部的居民，要求他們每個人寄一個包裹給這些人都不認識的一個波士頓的居民，他們只知道這個波士頓人的名字、職業和居住區域，但是沒有地址。寄包裹的人因此必須判斷那一個熟人最可能把這個包裹輾轉寄到那個波士頓人的手上。米勒葛蘭的實驗印證人類社會確實是一種「小世界」型的網絡，而美國社會的平均人際間隔是5.5到6段。

雖然米勒葛蘭的實驗方法的設計備受爭議與挑戰，他的小世界結論卻廣受重視，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已經感覺到世界愈來愈緊密地連接在一起。1973年柯欽和波爾的學生以理論方式並佐以電腦模擬運算，認為以美國社會的人口數量，在排除社會結構的情況下，人際網絡的平均人際間隔應該是3段。米勒葛蘭後來更深入的研究也指向同樣的3段結論。

米勒葛蘭的郵寄實驗，在2003年由其他研究學者改在網際網路上以60,000人送電子郵件給18個目標接件人，結果得到的平均人際間隔是5到7段。另一篇微軟在2007年完成的研究報告，以它的即時傳訊服務(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的使用者網絡做調查，發現此社群網絡的平均人際間隔約為6.6段。推特使用者的連接狀況在2010年4月經過專家分析後發現：推特網絡的平均人際間隔約為4.67段，幾乎所有使用者置身於人際間隔5段的網絡環境，超過50%置身於4段的環境。臉書的研究團隊也於2011年11月提出報告：在它超過7億2千萬使用者的社群網絡裡，99.91%的使用者是可以互連的，而平均人際間隔是4.74段，若單就美國境內的使用者社群來計算，則平均人際間隔是4.37段。

興起於網際空間的社群網絡基本上是傳統社會人際網絡的延伸，因此「小世界」的性質自然也帶到網際空間。具有大目標、成功的社會運動往往涵蓋許多人數較少、凝聚力強的次目標團體，而這些次目標團體各自傾向獨立運作，他們之間的聯繫則依賴少數較積極、跨團體的成員來溝通，這就是一種小世界型的網絡結構。這樣的社會運動，其大目標不容易被改變，因為每個次目標團體都有獨立性較強的反省、過濾功能。而又因為人際間隔較小，所以運動的通訊、聯絡及動員較有效率，這種效率又藉由網際空間的社群網絡而展現驚人的成果。1999年WTO在美國西雅圖部長級會議開會期間遭遇強勁的抗議阻撓，就是來自全球的反對團體所形成的小世界網絡，發揮了高度運動效率的結果。2011年茉莉花革命和埃及革命透過社群媒體所造成的動員能量，更讓人不得不正視「小世界網絡理論」在革命運動的應用。

(本文發表於台灣教授協會《極光電子報》第295期2012/04/03)